在11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，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(UNFCCC)秘书处执行秘书长Christiana Figueres对本报记者表示，“目前很多细节还在进行商定，其中最难的部分还是减排目标。”

　　“欧盟除了表示接受《京都议定书》第二承诺期外，很多细节并没有实质进展。这离我们的预期差距非常大。”中国谈判代表团一名成员对本报记者叹了一口气，显得非常焦急。

　　目前，承诺《京都议定书》第二期的国家仅有欧盟、瑞士、挪威以及澳大利亚 ，而日本、加拿大 、新西兰以及俄罗斯等都已明确表示退出。

　　而留在《京都议定书》第二承诺期的国家也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减排承诺——欧盟依然坚持在199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减排20%，澳大利亚提出在2000年基础上到2020年减排5%。

　　“减排目标太低，《京都议定书》就等于”消亡“了。”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(NRDC)高级顾问杨富强在多哈对本报记者表示。

　　显然，在《京都议定书》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交接节点，减排目标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拉锯焦点。而漫长的利益拉锯意味着《京都议定书》的约束力被削弱。

　　《京都议定书》是对发达国家减排唯一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。不过，上述中国谈判代表团成员表示，“《京都议定书》第二期面临着从法律条约沦为政治承诺的局面”。

　　《京都议定书》第二期需要对参与国家、减排目标、时间长短等内容重新谈判修正，修正的草案还要通过缔约方的国家法律批准方可实施生效。而以欧盟为例，其通过修正草案的程序非常复杂，总共需要通过四个关卡：欧洲议会、欧盟27个成员国、欧盟委员会委员、欧盟理事会。“已经没有时间了。”上述人士说，“离《京都议定书》第一承诺期结束仅剩一个月，欧盟还没有开启草案修正的程序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《京都议定书》第二期的谈判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，截至目前已历经了7个谈判年头。

　　“7年都过去了，发达国家总是不接受他们本应该履行的减排指标，时间拖到最后，剩下一个烂摊子。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接受，反要被指阻碍谈判。”上述人士表示。

　　中国代表团第一副团长、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表示，《京都议定书》第二承诺期的核心问题是减排力度。他认为，温室气体排放额度是有限资源，发达国家过去工业化发展过多占用该资源，因此应在今后作出更大减排努力，为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腾出一定空间。

　　代表发展中国家的“G77+中国”强调，某些发达国家应行动起来消除谈判障碍，而不是推卸排放的历史责任。